手里的图纸被风掀得哗啦作响，我站在车间门口，目光死死盯在林小川递来的那份胎模尺寸比对表上。看最快更新小说来M.BiQuge77.Net
0.8毫米——听着不大，可对于新型壳体这种要求同轴度不超过0.05毫米的精密部件来说，这根本不是偏差，是灾难。
“苏工，你确认过？”我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每一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
苏晚晴站在我对面，眉头拧成一个结，手里攥着两份泛黄的会议纪要复印件。
“第一批试制时的设计交底会上没人提过变更，记录清清楚楚。可现在实物和图纸对不上，他们却说‘根据现场反馈微调’？哪个现场？谁反馈的？连个签字都没有！”
她语气里带着怒意，更多的是无奈。
我知道她在忍。
她是设计组里最较真的人，也是唯一一个敢在会上顶撞总工艺师的女人。
可再硬的骨头，也扛不住这种明目张胆的“灵活操作”。
朱卫东一脚踹开工具箱的门，抄起一把游标卡尺就砸在桌上：“这哪是微调？这是往炮膛里埋钉子！第二批要是按这个走，等装机测试发现不同心，炸的可不是一台发动机，是一整条生产线的信任！”
我没说话，只觉得胸口闷得发疼。
前世我在研究所搞复合材料结构优化，见过太多因“口头传达”“临时调整”导致的连锁失效。
一次没归档的参数修改，能让整批导弹导引头失准；一场没记录的热处理工艺偏移，能废掉三年攻关成果。
而现在，有人竟想用“经验”代替规则，在大国重器的脊梁上凿出一个个暗洞。
我转身走向调度台，对老罗道：“把所有在用胎模的校验台账调出来，我要看最近三个月的周期检定记录。”
老罗一愣，“你怀疑……”
“先查。”我说，“宁可多费点事，也不能让问题藏在黑箱里。”
半小时后，结果出来了：三套核心胎模，一套超期47天未检，两套检定标签被人撕掉重贴——伪造记录。
我冷笑一声。果然。
我又叫来林小川：“统计近两个月所有工艺变更单，包括电话通知、便条、口头指令，全部列出来。”
他低头翻资料，手指越翻越快，脸色也越来越白：“林工……有七处改动是‘口头通知执行’，其中四项涉及关键定位基准，没有书面备案，也没有会签流程。”
空气一下子冷了下来。
这不是疏忽，是习惯性违规。
更可怕的是，所有人都觉得“没什么大不了”。
战备任务紧，流程耽误时间；老师傅经验丰富，改一下更顺手；领导一句话，图纸就得让路……久而久之，技术不再是科学，成了人情，成了权力的游戏。
可战争不会给你“我觉得没问题”的机会。
我回到办公室，铺开一张牛皮纸，提笔写下五个大字：工艺变更五步法。
提出—验证—会签—公示—归档。
五步缺一不可。
每一步都要留痕，每一环都要追责。
我不需要天才式的灵光一闪，我要的是系统性的万无一失。
苏晚晴站在我身后看了很久，忽然开口：“加个‘影响评估’吧。”她指着那几项变更，“比如这个定位孔挪了0.8mm，不只是模具要改，夹具得重新校准，检测标准也得变，甚至焊接顺序都受影响。如果做一张‘变更影响矩阵’，让每个环节的人都能看到后果，也许……就不会有人轻率开口了。”
我抬头看她，眼里终于有了点温度。
这女人，不只是漂亮，也不只是倔强。她懂什么叫体系。
新规打印出来那天，整个工艺科炸了锅。
“战备任务紧急，哪有工夫走流程？”东北分厂的代表拍桌而起，“你们北京来的懂什么？我们这边晚上十二点还在压壳体，哪来的时间开会签字？”
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没反驳，只让林小川把上次漏油事故的压装曲线图调出来，投影到会议室白墙上。
屏幕上，那段异常峰值刺眼地跳了出来。
“这台发动机返修前做了三个月对比实验。”我声音不高，却字字清晰，“最后发现问题出在液压机归零数据未登记。操作员说‘我记得调过了’，结果差了两个压力单位。就这么一点偏差，让整台机差点报废。”
我顿了顿，环视全场：“现在多花十分钟填表，将来少拆一台整机。打仗拼的是体系，不是个人英雄。”
会议室安静了几秒。
军方代表缓缓点头：“我支持林工。从今天起，凡涉重点项目，必须执行新流程。”
那一刻
不是靠谁一声令下，而是靠一次次血的教训，堆出来的规矩。
当晚，我独自留在办公室，盯着桌上的蓝图发呆。
图纸很干净，线条分明，尺寸标注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。
可我知道，这张纸背后藏着多少看不见的“活口”——那些被默许的例外，那些心照不宣的通融，那些以“灵活”为名的技术漏洞。
它们就像锈蚀的螺栓，平时看不出来，一旦承重，轰然断裂。
我抽出一支红笔，在图纸右下角写下一个新制度名称，然后停住笔尖。
明天，我会正式提交另一项提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