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天清晨，北京的风还带着料峭寒意，我拎着那只磨得发白的帆布包，踏上了开往西南的绿皮车。最快更新小说就来Www.BiquGe77.NeT
车厢里人不多，大多是南下的知青和转业兵，空气混杂着烟草、汗味和铁锈的气息。
我把《特种钢模具快速优化操作手册》摊在膝上，手指一遍遍划过那些密密麻麻的修订痕迹——这本册子，是过去三个月我和十几个厂的技术员用三百多块废钢试出来的命脉。
每一页都浸着热处理车间的油污、锻压机的震颤，还有张大力他们熬夜画图时咳出的血丝。
这次去西南三线兵工厂，不是指导，不是视察，是一场赌命的推广。
如果失败，不只是我个人身败名裂，更是把“群众创新”四个字钉死在耻辱柱上。
从此以后，谁还敢信一个学徒工能改工艺？
谁还敢让八级工在图纸上签字？
火车哐当晃动，我从工具箱底层摸出那本焊上名字的事故报告。
封面焦黑，边角卷曲，那是我在红星厂第一次试验炸模后从废墟里扒出来的。
背面刻着七个字：“红星火种联调·1965.4.12”，像一道烙印，也像一句誓词。
我翻到最后一页，轻轻抚过那些手写的数据：冷却通道偏移0.8毫米，圆角半径提升至r3.5，保温时间缩短17分钟……这些数字看似微小，却曾在三次爆模、两次报废整炉合金后才终于稳定下来。
而今天，我要把这些“碎片记忆”拼成一条能在不同设备、不同钢厂复现的活路。
笔记本上，三条底线依旧清晰：
一、不靠上级压任务；
二、不用红星厂当样板；
三、不让一个参与单位白干。
我不是来搞钦差巡查的，我是来建规矩的。
三天后傍晚，列车缓缓停靠在群山环绕的小站。
站台连路灯都没有，只有几盏马灯摇曳着昏黄的光。
接我的是西南兵工厂技术科长赵振邦，四十出头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握手时掌心干燥有力。
“林组长，欢迎。”他语气客气，眼神却冷，“我们这边条件差，您多担待。”
我没应话，只点点头，跟着上了破旧的通勤车。
一路颠簸进山，厂区藏在峡谷深处，高耸的烟囱如同沉默的哨兵。
招待所潮湿阴暗，墙皮剥落，但我没提任何要求。
当晚例会，赵科长开门见山：“林工，您名气大，我们也尊重您的经验。可这一炉钢，是军委点名要的远程炮弹壳用料，总共就六吨，不容有失。您带来的新法子……我们不敢拿国家任务冒险。”
会议室一片静默，几位技术人员低头抽烟，没人敢抬头看我。
我放下茶杯，声音不高：“我不需要你们现在就改工艺。”
众人微微抬眼。
“借我一间废弃车间，两名自愿报名的老师傅，再给我三天时间。”我说，“成果归你们，风险我担。”
赵科长皱眉：“你这是何苦？真出了事，谁都兜不住。”
“所以我不要编制、不要经费、不要命令。”我直视他，“只求一块地，一台旧锻压机，让我试试能不能让这块钢活得更久一点。”
他犹豫良久，终于点头：“行。西区那个塌了顶的老厂房，归你。人嘛……明天看看有没有愿意搭把手的。”
散会后，我回到房间，打开工具箱，取出小崔凌晨发来的电报：
【张大力带队完成第二次试产，废品率稳在5%以下。】
纸条边缘已被汗水浸软。
我把它折好，塞进工具箱夹层——这不是炫耀，是给自己留的底气。
千里之外，有人正踩着我的脚印往前走。
我不能倒。
第二天鸡未打鸣，我就进了西区废车间。
屋顶漏雨，地面坑洼，一台五十年代引进的苏联锻压机趴在那里，像一头病牛。
但对我够用了。
我从背包里取出带来的应力测绘贴片、自校准量规、还有那套亲手打磨的仿形修模刀具，在机器旁搭起简易工位。
没有助手，我自己接电线、调液压、测基座水平。
七点整，两名老师傅来了。
一个是退休返聘的陈伯，锻工三十年，满脸疤痕；另一个是模具组的老周，听说我要动军委项目用钢的模具，一路骂着进来：“搞啥花架子！我们几十年都这么干过来的！”
我没争辩，只递上手套：“两位师傅，今天我想复刻一次咱们上次在红星厂做的‘冷却通道微调+圆角应力释放’工艺。您二位看着，觉得哪一步不对，随时喊停。”
他们互望一眼，终究没走。
十点钟，第一块本地钢材加热到位。
我亲自操控送料杆，按手册参数调整喷淋节奏，控制降温梯度。
陈伯蹲在旁边，忽然开口：“你这水压比标准低两成，不怕冷却不均？”
“均不均，看的是温度场分布，不是水压高低。”我一边记录数据一边答，“咱们以前凭手感摸模具发烫的位置，现在我贴了测温片，能看见热流走向。”
他说不出话来，只盯着仪表盘上的曲线愣神。
中午时分，第一套改制模具出炉。
表面光滑，无裂纹，尺寸初检合格。
围观工人开始窃窃私语。
第三日正午，压力测试开始。
临界值逼近，锻压机油表指针颤抖爬升。所有人屏息。
“咔！”一声闷响——
但不是断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