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一例会的钟声刚响，会议室里还飘着早春的寒气。看小说就到WwW.BiQuGe77.NEt
我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，手揣在棉袄兜里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那个搪瓷杯——杯身那句“钳工七组敬赠”被磨得发亮，像一道烙进皮肉里的勋章。
梁副厂长站上讲台时，全场嗡嗡的议论声戛然而止。
他没看稿，声音沉稳：“经厂党委研究决定，拟对《红星机械厂工艺管理暂行条例》进行修订。”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全场，“新增‘现场反馈与设计联动’专章。草案由攻关组起草，苏晚晴同志主笔。”
空气像是突然凝固了。
有人倒吸一口冷气，有人低头交换眼神，角落里甚至传来一声冷笑：“让一个学徒工出身的人定厂规？”
这话不高不低，刚好够半个屋子听见。
紧接着，另一个声音慢悠悠接上：“林钧这出身……档案上写着呢，‘黑五类子弟’，成分不清白。让他参与技术改进可以，可写进厂规？这不是坏了规矩么？”
我依旧坐着，没抬头，也没动。
但手指在杯壁上停住了。
他们说的没错，我是从废料堆里爬出来的。
三年前还在啃冻窝头、用废铜烂铁换煤球的时候，谁会想到有一天我能站在全厂技术会议的核心圈？
可他们忘了——是我在零下二十度的夜里修好了三号车床；是我带着小赵拿红丹粉一点点试出通信车主壳体的应力点；是我们攻关组把一台报废的液压机救活，让它重新打出合格件。
现在他们说我不配定规矩？
规矩本就是人立的。
如果过去的规矩只服务于办公室里的几张图纸，却不管车间里崩裂的轴、烫手的焊缝、老师傅熬红的眼——那这规矩，早该改了！
苏晚晴坐在我旁边，脊背挺得笔直。
她没说话，但我看见她放在桌下的手攥得很紧，指节泛白。
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
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条文增补，而是一场话语权的争夺战。
赢了，一线的声音就能真正进入设计源头；输了，所有努力不过是一次“特例”，随时会被抹去。
两天后，技术科组织专题论证会。
反对派来了不少人，穿得整整齐齐，拎着公文包，引经据典地说什么“程序不合规”“缺乏理论支撑”。
有人说我们搞的是“经验主义回潮”，还有人质疑“预装反馈流程”没有数学模型支撑，纯属拍脑袋。
我听着，一句没辩驳。
直到门口传来拐杖点地的声音。
吴老师傅来了。
他穿着旧式中山装，头发花白，拄着一根乌木拐杖，走得慢，却每一步都像钉在地上。
他在前排坐下，缓缓打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，纸页已经脆得快散架。
“我在哈工大教了三十年《机械装配学》，”他声音不大，但整个屋子瞬间安静下来，“书里讲配合公差、形位精度，讲国家标准、苏联手册……可从来没哪本书教过，怎么用红丹粉看出色阶变化？怎么从敲击声判断内应力分布？”
他抬起头，看向我：“林钧他们做的事，不是违背理论，而是把那些藏在老师傅手底下的‘感觉’，变成了能传、能记、能改的东西。”
他顿了顿，翻开一页密密麻麻的手写记录：“这才是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。”
会议室鸦雀无声。
老谭也站了起来，他是铆焊车间的老班长，脸上有道疤，是早年焊接爆炸留下的。
“我带了二十多年徒弟，以前怎么教？”他嗓门一提，“听！听锤子敲上去的声音，听螺栓拧紧时的‘咔哒’那一声。现在呢？我现在敢指着图纸说——这儿加个导向锥，那儿扩两毫米，因为墙上贴着问题标签，本子上有数据！”
他环视一圈：“你们说这是破坏流程？我说这是进步！技术要是不能让干活的人说话，那它算个屁的技术！”
掌声不知从哪个角落响起，接着蔓延开来，像春雷滚过冰封的大地。
第三天，梁副厂长亲自带队，走访五个车间。
我没跟去，留在办公室整理材料。
可每隔一小时就有消息传回来：锻压车间王师傅主动提交了一份结构优化建议；装配二组拿出自制的“误差对照卡”；就连最沉默的铸件清砂班，也递上来一张手绘图，标出了三个最容易卡料的死角。
最让我心头震动的是，铆焊二班休息室墙上，贴出了一张大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各种“痛点”：“此处焊接收缩易变形”“吊装孔位置偏，起吊晃动”“螺栓穿装困难，需两人配合撬动”……
旁边还附了改进草图。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——我们点燃的不是一场改革，而是一种信任。
工人不是不懂技术，他们是从未被允许开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