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还没亮透，北京站的月台像一块冻硬的铁板，踩上去咯吱作响。看小说就到WwW.BiQuGe77.NEt
列车刚停稳，冷风就顺着门缝钻进来，刮得人脸上生疼。
我拎着帆布包下了车，没急着走，站在原地深深吸了口气。
空气里混着煤渣、蒸汽和北方特有的干冷，呛得肺管子发痒，可这味道让我心安。
这才是真实的世界，不是实验室恒温恒湿里的数据流，也不是后世隔着玻璃展柜看历史的那种疏离感。
这是我用命拼出来的时代——一个螺丝钉能撬动山河的时代。
我没换上准备好的旧工装。
那身破衣裳是想用来“低调入场”的伪装，但现在我不需要了。
我穿着洗得发白却浆得笔挺的蓝布制服，纽扣扣到最上面一颗，肩章虽写着“学徒工”，但整件衣服被苏晚晴亲手熨过两遍，连袖口磨损处都用细密针脚补好，像是某种无声的宣告：我可以从泥里爬出来，也能站得笔直。
脚上的翻毛皮鞋是老倪昨夜蹲在炉子边一针一线缝的，他说：“你去的是京城，不是下矿井。鞋不能塌。”
我说谢谢，他摆摆手：“别给咱厂丢脸就行。”
出站口，一辆军绿色吉普静静候着，车旁站着个戴大檐帽的年轻参谋。
他扫了我一眼，目光落在我肩章上那枚小小的“学徒”标识时，眉梢几不可察地跳了一下。
他没拦我，也没敬礼，只是淡淡说了一句：“请上车。”
我没解释，也没低头。坐进车厢那一刻，我在心里笑了。
他们要的是个土包子，来衬托那些穿呢子大衣、戴金丝眼镜的“专家代表”；要的是个背景单薄的小人物，好让他们在会上轻飘飘一句“基层意见仅供参考”就把话头压死。
可我不是来听训的。
我是来定规矩的。
吉普驶入科工委会议中心大门时，天光已微明。
主楼前红旗猎猎，哨兵持枪肃立，台阶两侧摆满了各地代表团送来的技术简报和成果模型。
我跟着参谋走进大厅，登记处前已排起长队。
轮到我时，接待员接过介绍信，眉头一皱：“红星机械厂？”
“是。”
“主研单位？”
“是我们厂牵头申报的课题组成员之一。”
她反复核对公章与名单，手指在纸上点了三遍，才勉强在册子上写下我的名字。
转身那一瞬，身后传来压低的声音：
“东北一个小厂推上来的人？听说连大学都没念过吧？”
“啧，这种会哪轮得到一线工人？八成是哪个领导的关系户……”
我没回头，也没生气。
我只是默默从帆布包里取出一张油纸包着的图纸底稿，轻轻放在签到簿旁边。
油纸一角已经磨破，露出里面泛黄的草图——正是苏晚晴昨晚塞给我的那张《结构重心偏移风险标注图》。
边角沾着一点暗褐色机油，是我临行前最后一次调试枪机组件时蹭上的。
它不漂亮，甚至有些狼狈，但它记录的是两千三百一十七次维修数据背后的规律。
有人瞥见那张图，低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我没答，只将它压住签到笔，仿佛只是随手一放。
但我知道，这一角图纸，比任何学历证明都重。
预备会开始前，各省代表团陆续入场。
主持的是国防科工委一位资深专家，白发苍苍，说话慢条斯理，却字字如锤。
议题是“下一代轻武器通用化改进方向”。
每个单位限时五分钟陈述预研思路。
轮到红星厂时，陈文斌站起身，清了清嗓子正要开口，我抬手拦住了他。
全场一静。
他愣了一下，看着我，最终缓缓坐下。
我走上讲台，没拿讲稿，也没开幻灯。
黑板是旧式的水泥面，粉笔灰扑簌落下。
我拿起一支白粉笔，在黑板中央画出第一条曲线——陡峭上升，十年间返修率居高不下。
第二条线，弹道散布偏差，波动剧烈。
第三条，士兵握持疲劳度调查数据，呈锯齿状攀升。
三道线交叉纠缠，像一张困住无数战士性命的网。
“过去十年，”我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穿透整个会议室，“我们厂修过两千三百一十七支56式冲锋枪。”
台下有人交头接耳，有人冷笑。
我继续写下一串数字：“枪机框磨损平均发生在第487发子弹；击针断裂集中在零下25度环境；快慢机卡滞，83%源于护木变形导致的轴向应力偏移。”
我放下粉笔，从包里拿出一把改装过的56冲模型——这不是新品，而是由报废枪体重组而成，每一处改动都标了编号。
“我们没设计过整枪，但我们拆过每一颗螺丝，量过每一道沟槽，记下了每一次故障的位置和气候条件。”
我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全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