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还没亮，锻模仓库的铁皮顶上结着霜。看小说就来m.BiQugE77.NET
寒气顺着水泥地往上爬，钻进裤腿，像针扎一样。
我蹲在角落，手里攥着那张孙秀兰给的纸条，火柴擦过粗糙的墙面，“嗤”地一声亮起，微弱的光映出她颤抖的字迹。
“九点……重打图纸……别留底稿。”
火苗烧到指尖，我猛地一抖，把纸条扔进铁桶。
灰烬打着旋儿落下，像一场无声的雪。
可问题是，标准，到底是谁定的？
厂部的通知是昨天下达的：暂停林钧一切技术职务，配合“程序合规性复查”。
措辞冠冕堂皇，实则一刀封喉。
我的名字从突击队名单里被划掉，连工具房的钥匙都被收了回去。
韩建国听到消息时，一拳砸在调度室的木桌上，震得搪瓷缸子跳起来：“我们拼死拼活抢出来的工期，凭啥一句话就作废？！”
“他们就是要杀鸡儆猴。”老赵咬着烟屁股冷笑，“林钧动了别人的奶酪，就得付出代价。”
我站在人群后面没说话。
风从破窗缝里灌进来，吹得人脑壳发凉。
我知道马文彬要的是什么——不是我的命，是我的话语权。
只要我不再能签字、不再能出图、不再能主导工艺设计，哪怕我算得再准，做得再好，也只是个“参考意见”。
但这一回，我不想躲了。
苏晚晴来找我时，正午阳光斜照在技术科走廊。
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，怀里抱着一叠文件，脸色冷得像冰面，却把一份《省厅技改奖补充材料清单》塞进我手里。
“你要参评？”她声音压得很低。
“不是我要参，是我们必须参。”我看她一眼，“这份奖，不只是钱和荣誉，是立项资格，是资源通道，更是——技术路线的合法性背书。”
她顿了一下，终于点头：“那你得交原始设计计算书。”
我盯着那一行小字看了很久。
原始设计计算书？
我没有。
因为我脑子里的东西，本就不属于这个时代。
我能算出公差链，能推导热变形系数，但我写不出一本符合1962年规范的“标准文档”。
除非……它不是凭空而来，而是从现有的规则里长出来的。
那天夜里，锻模仓库又亮起了灯。
老周师傅拄着拐杖来了，棉帽檐上还沾着炉灰。
“你小子又要折腾啥？”他嗓门不大，眼神却锐利如刀。
“我想请您讲讲，《机械设计手册》里的公差分配原则。”我把一张白纸铺在生锈的操作台上，“特别是，当设备精度达不到设计要求时，该怎么调整？”
老周一愣，随即眯起眼：“你是说‘让步使用’？”
“不，”我说，“我是说——重新定义‘适用条件’。”
小吴抱着笔记本跑来，脸冻得通红：“苏工去年讲过的‘工艺系统误差分析’我都抄下来了！”
我接过本子，一页页翻看那些娟秀的字迹，忽然笑了。
机会来了。
我们三个人围着一张桌子熬到凌晨。
我以苏联c620车床的实际磨损数据为基础，结合夹具芯轴Φ8.005的检测记录，构建了一套“基于设备现状的适应性公差模型”。
每一个参数都有出处，每一步推导都能溯源。
“你看，”我用铅笔画出一条误差传递链，“如果我们承认机器旧了、夹具有偏差，那就不能拿新机床的标准去卡老设备的产出。否则，不是工人不行，是标准脱离实际。”
老周抽着旱烟，半天吐出一句：“你这不是改工艺，是在挑战权威。”
“那又怎样？”我抬头看他，“当年造第一台柴油机的时候，谁手里有国家标准？还不是边干边定规矩。现在倒好，有人拿着几十年后才完善的条文，来审判我们现在能不能活下去。”
话音落，屋外传来脚步声。
小陈掀开帘子冲进来，气喘吁吁：“省局通报！马科长上周在会上提了个议案——所有非标夹具必须按一类压力容器标准审查！当场被专家组驳回！”他递来一份盖着“内部传阅”章的文件，手都在抖，“批注写着：‘工程应用应因地制宜，不可教条化’。”
我盯着那句话，心口像被重锤砸了一下。
原来不止我一个人在挣扎。
原来，在更高处，也有人看穿了这种“以标压人”的把戏。
第二天晚上，我伏在煤油灯下，一笔一划地写《引信外壳夹具设计依据报告》。
不用现代术语，不用未来概念，全篇模仿苏晚晴那种严谨克制的学术风格。
关键页角，我悄悄标注：“参见苏工1961年《柔性定位研究初探》手稿片段”。
既是致敬，也是借势。